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钱新祖认为中西人文主义是两种不同类型，中国是内在人文主义，西方是外在人文主义。儒家有其言责，批判与主动建言，为广开言路而抗争。

这种知、感、悟是体验之知，感同身受，与形身融在一起。入乎其内，而后才能出乎其外，这是研究一家哲学的不二法门。这并不妨碍问题意识的产生，而是尽可能避免武断专横。成中英认为，西方古典的形上学是寻找本体的诠释，而他所探讨的中国诠释学是基于本体的诠释。今天，我们的解释学处境是在中外古今之间，其实中、西都是流动的、变化着的。

所谓生机的自然主义，指中国哲学认为自然是一种不断活动的历程，各部分成为一种有生机的整体形式，彼此动态地关联在一起……此种活动的历程是阴与阳的相互变动，在时间的历程中来实现自己。文化立场、心态作为一种做学问的态度或方法对诠释的效果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黄：我好几篇文章都提到过这个问题。

黄：我是说，罗尔斯的正义论只适用于现代，没有普适性、普遍性。所以，你讲的这两种标签，贴在陈祖为身上，肯定都是不准确的。最后，归结为我所讲的三民主义。你对儒家的正面的理解，最主要的地方，你觉得始终要坚持的地方，或者说是所谓普世的地方，就是儒家的仁爱的观念。

[16] 但是，怎么能说民粹是民主导致的呢。现代价值其实是可以从这套原理中推出来的，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原载《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 进入 黄玉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生活儒学 儒学 正义 。那么，到了我们现在的现代转型，社会主体是什么？不仅不是宗族、家族，而且不是任何形式的家庭，而是个人、个体。我们今天的对谈就到这里。你讲一体之仁，很容易遇到质疑：你这个讲法，跟墨家讲的兼爱，差别到底在哪里呢？如果就儒学历史的考察来讲，当你用一体之仁来充实你的正当性原则的时候，会遇到这个问题：你讲的到底是儒学，还是儒学中的具体某一家？就好比现代新儒家，他们的文化宣言也主要是心学一脉的，这是不是能够代表儒家？是不是必须这样讲？这是一个问题。

方：但是，从理论上，是不是可以提出这样的一种疑问？我总结一下，以上所说的主要有两个意思：第一，你所讲的到底是不是儒家特有的东西，还能不能称之为儒学？因为你的讲法听起来是用现代价值把儒学架空了，批评者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对你质疑。儒家如果有一个具体的现代性的制度设计，我们设计出来的模式肯定会跟西方的模式有所不同，肯定带有儒家的一些色彩，这是完全没问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民主这个现代价值的否定。这得看你用的儒学是单数还是复数？如果儒学是一个复数，那么，你说的和民主没有冲突的儒学，是哪家哪派的儒学？而我讲的儒学是单数的，就是一套儒家伦理学原理，也就是我所说的中国正义论，它是儒家的基础伦理学原理，它和民主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所以不是冲突不冲突的问题。当然，你这个辩正是很重要的，但为了表达方便，以前人们用这个词称呼某个东西，我们现在还延续。

关于后面讲的一体之仁之平等性跟现代讲的平等原则还是不一样的，这也会引出一些可以讨论的问题。一体之仁所充实的正当性原则，它是一个纯粹形式原则，并不涉及具体的社会历史时代的制度设计，即不涉及仁爱的具体实现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说的凡是现存的都是合理的确实有它的道理。至少在李明辉这些人看来，儒家可能在去民粹化这一点上会有一些价值。

那么，这些现代价值在什么意义上和儒家有关系？这就涉及我刚才讲的儒家的那么一套原理，即我称之为中国正义论的一套制度伦理学原理。全世界找不到任何一个宗教或者哲学学派是这样来谈宇宙世界的。那么，我要问的是你对罗尔斯的正义论的评价。所以，正当性原则的平等内涵和现代平等观念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仅是儒家如何应对的问题，今天各家各派、各个学科的人都要应对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更大的时代转换正在发生。[⑧]《孟子·梁惠王下》。

但是，按你的这种讲法，儒学跟民主是没有冲突的。现代性反思是特指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潮，我刚才讲了，它其实并未超越现代性。

如果有人因此说我是民主的啦啦队，我觉得挺好，我就是民主的啦啦队。但后面你自己也讲到了，你对后现代状况的一些思考，包括民族国家的逐渐解体等新现象的出现，还没有做更多的思考。

而那些人则认为，儒学的价值里面不包括民主，而且儒学里面有一种价值是可以替代民主的，是比民主更好的价值。因为你没有提出儒家对民主的任何建设性的、匡正性的价值或贡献，而只是停留在认同民主的这个程度上。

黄：民粹这个问题，目前中国大陆民粹也很厉害，这难道是民主造成的吗？显然不是。第二个判断，是我最近有些文章开始涉及的一个问题，是说人类的现代性或者现代化这么一个历史阶段可能正在过去。我在一些文章中谈到过这个问题，只是没有展开，你现在问这个问题很好。当然，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讲，这些价值确实是首先在西方出现的，他们的社会转型比我们的更早，他们更早发展出这些价值，这没问题，这是历史事实。

什么叫一体之仁呢？这本身也只是儒学史上的一个讲法。你说先秦孔孟对差等之爱讲得更多，这个判断我不同意。

中国正义论主要关注中国如何实现现代转型的问题。这是语言转换的问题，一个族群的语言总是在转换中、发展中的。

[16] 参见黄玉顺：《论大陆新儒家——回应李明辉先生》，《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这不是对现代性的反思，而是我们预见到现代这个民族国家时代之后的一个时代正在到来，我们在预测它，或者说通过种种迹象归纳它。

所以它是一个家族时代，生活方式是家族生活方式。后世儒家、甚至非儒家的词语，我也会用，这完全没问题。这是我对你刚才的说法的回应。我们讨论的重点，或者更有意义的地方，应该是对理论本身的讨论，所以我建议把一体之仁的历史考察略过。

如果民族国家时代正在过去，那是否意味着中国就要拿出一个中国模式、走出一条中国道路来？可以这么考虑，但肯定不是我们现在拿出来的这样的东西。我在很多文章里谈过这个问题。

从时间上来讲，原始儒家对差等之爱讲得较多。其实，干春松很久以前就问过我：你干吗不搞具体的制度设计，像蒋庆那样搞三院制什么的？我说：没到那一步。

古代儒家讲的一体之仁的平等，并不意味着主张现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权利，它根本不是讲这个问题的。一种是替代性的，认为整个民主制度都是要不得的，儒家自有一套制度安排，可以整个把它替代掉。